原创

也就不期待一定要和谁在一起了;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这时候,重庆号已经启航足足有一天多,寻常轮船根本追赶不及。荣禄不甘心让康有为在自己手里逃走,这时便有人向荣禄建议说:而今之计,如欲追上重庆号,只有派出北洋水师中最快的飞鹰号快艇。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陈宦怎么改的呢?其实邓的原文他没有动,只是在结尾自作聪明地加了一句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大概他是觉得实在耽搁太久,想借这一句话向各界表明态度,以消除疑心。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可吴佩孚的通电手段纵然神妙无比,却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吴佩孚打了封电报给张宗昌,劝他倒戈叛离张作霖投向直系,在电报里极奉承之能事,还拼命拉老乡情谊。结果呢?张宗昌这个大老粗一点不含糊,当即给他拍回一封,里面说:“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在这几封电报里,慈禧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一会儿拉着俄罗斯,说“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如何如何;一会告诉英国中国若跨掉,其他列强难免会侵占英国在华利益;一会又拽着日本,苦口婆心地讲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云云。可说是把所有离间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只盼着各国“彼此相疑,纷生龃龉”,清政府便可趁此间隙喘息一二。
我已习惯了记者赶稿的节奏,年轻时伏案奋战,一个馒头一个苹果,一口气下笔洋洋数千言。可我发现儿子写书的进度相当缓慢,又不敢多问。后来看到成稿,方才明白,两位作者不是在抒情,不是在编故事,他们是在修史,是在做学问。

就这么日积月累,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舆论一起,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冉冉升起。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大北公司呢?虽然他们被迫拆除了上海、厦门的旱线,但被允许在上海附近的羊子角、福州在海上的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权当浮动电报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更何况,尽管损失了旱线专利,但公司得到了中国保证的海线专营,排除了竞争对手。恒宁生觉得这次谈判失之之桑榆,得之东隅,算是从盛宣怀手里扳回一目。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事情就好办了。军事实力中国不行,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还怕玩不转洋人么?慈禧这么想着,又变得信心十足,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吴佩孚接到这封电报,久久无语,遂放弃了说服张宗昌的打算。可见这吴秀才遇见兵,也有说不清理的时候。
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后,船上报务员焦急地发出了求救电报:“SOS,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这时美国客轮“加利福尼亚号”就在几英里之外,但是这条船上的报务员正好不在电报机旁,因此没有收到这条信息,本来很有可能获救的上千人为此白白丧命。经过这场惨剧的刺激,从此全世界所有的轮船都开始执行全天候的无线电信号监听制度。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恃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也没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中山先生匆忙搭上海军永丰舰避难,和陈一向有竞争关系的蒋介石闻讯星夜赶至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衣带不解。还写下《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并请孙中山作序……

凭借着外貌描述,帕丁顿站的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约翰·塔维,他们尾随着他出了车站,并在一家咖啡馆里拘捕了他。这次凶杀案全靠电报的传递迅速才告破,伦敦城引起了轰动,各大报纸纷纷以黑字标题渲染这一次案件的告破:“科学的胜利”、“神奇的远程通讯仪器揪出了凶手”原本就快黯然退场的五针电报靠着这次凶杀案,戏剧性地扭转了局面,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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